中国军队武装夺取了汉冶萍的实际控制权，这极大的刺激了日本人。同时也让段祺瑞和冯国璋很高兴，他们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出兵教训这个狂妄的李默涵。但是，事实上确实事与愿违。日本还没来得及商量要不要出兵，国内就爆发了米骚动。
且说党卫军武装夺取汉冶萍之后，视汉冶萍为钢铁生命线的日本人坐不住了。陆军部几乎每天都讨论开会，一支又一支的部队被勒令做好准备，一些浪人和所谓的武士成天聚集在首相府前，要求严惩对岸那个国家，甚至叫嚣去占领，去宣战，去掠夺。
现任日本热首相名叫寺内正毅，是山口县人。宇田多正辅的第三子，后为寺内勘右卫门的养子，曾参加戊辰战争。《日韩合并条约》的实行，大韩帝国告此灭亡，朝鲜总督府之后开始进行长达三十五年的殖民统治，第一任总督就是寺内正毅。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一个大好机会。由于欧美各资本主义大国把主要力量投入欧洲战场，日本乘机大举侵略中国，并向亚洲各国大力扩展它的对外贸易，从而国内资本主义又得到飞跃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的工业产值增加了4倍。日本在战争中由原来的债务国变成为债权国，除偿还了3亿日元外债以外，对外债权增加到17亿4千万日元，黄金储备增加到18亿日元。
寺内正毅在山县有朋的坚决支持下，与1916年任第18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兼大藏大臣兼朝鲜总督，同月16日免兼朝鲜总督。在外交方面，他采取强硬政策，用钱收买中国的亲日军阀，同时改变大隈重信以军事威胁的强硬手段，改为以经济渗透的方式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最著名的经济渗透就是西圆借款。自1916年以后，西园龟三频繁往来中国，诱使段祺瑞政府接受数笔日本借款，总数高达3.86亿日元，这笔贷款的直接效果，便是北洋政府屈从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在军事上从属于日本。日本在中国参战问题上仍沿用西原借款伎俩，西原极力拉段祺瑞政府参战，从而在中国舞台上演出了表面上中国政坛之争实际上日美相斗的府院之争。
寺内正毅打算借这个机会把日本国内因战争骤增的剩余资金借给段祺瑞政府，一来可以减轻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二来也可以通过财政援助，扩大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本来这是一步既阴险又巧妙的好棋，可是这一切因为李默涵的介入而告吹。财大气粗的李默涵夺取了最高权力之后，废止了段祺瑞时期所有的条约、合约，包括西园借款。这样一来，弄得日本那些急需资本输出的财团们叫苦不迭。
由此，日本看似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大财，但是太多的货币进入日本市场造成了通货膨胀，使得日本的物价飞涨。日本经济上的一个特点，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的结合。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面却因为国内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苛酷、土地的零碎分割、技术的落后等等，使农业无法供给城市工业以充分的粮食和原料。因此，虽然日本主要的农产品是米，差不多所有的岛屿都产米，但却经常出现大饥荒。
1918年日本城市人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增加了20%，而粮食产量却没有相应增加，1917年的产量甚至比1914年减少了。又由于日本政府热衷于武装干涉俄国，军队的用米量因此大为增加，国内的粮食愈益感到不足，而地主、资本家却靠着饥荒和战争来攫取新的利润，大做投机生意；米越不够，他们也就越囤积居奇。米价于是就扶摇直上了。
米价的暴涨，严重地威胁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1918年8月报纸刊登了一个女工的来信说，她的一家3口人每月只收入21到22元左右。因为米价腾贵，在付出米钱和房租后，全家的菜金就没有了。信里最后呼吁赶快降低米价。就连监狱的看守和城市里的警察，也有人控诉物价——特别是米价的高涨，无法生活下去。总之，米价的飞涨使苦难中的日本人民，又增加了新的苦难。日本广大人民都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制止地主、资本家的囤积居奇，迅速输入外米并降低米价。但是，日本政府是以保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为第一天职的，它哪里会把人民的要求放在心上；它反而说什么国民思想变坏了，必须普及宗教观念和发扬道德感等等，这使日本人民更加愤慨。
到了报纸上登出中国军队武力夺取汉冶萍公司的消息之后，日本社会上立刻就开始流传即将对“支那”开战的消息，结果导致米价进一步飞涨。于是，米骚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寺内正毅内阁忙着镇压国内的米骚动事件，自然也就没有心思来管段祺瑞和冯国璋了。
在8月炽热的阳光下，大冶迎来了新的一天，衣衫褴褛的矿工们今天格外兴奋，很多人早早就来到了矿场拿号牌，不少人拿号时还不敢相信的问一句：“今个起工钱真翻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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